新世纪诗歌二十年:我们这个时代还没有出现真正的“但丁式的诗人”

新世纪诗歌二十年:我们这个时代还没有出现真正的“但丁式的诗人” | 新批评

张清华 等 文学报 6 days ago
2020年,新世纪文学已经走过20年历程,迫切需要全面深刻的总结与反思。本报特邀评论家何言宏主持“文化工作坊”栏目,围绕相关话题展开深入探讨。首期聚焦“新世纪诗歌二十年”,评论家张清华用几个关键词概括这二十年诗歌的基本特点。何言宏、罗振亚与傅元峰三位评论家对此既有回应,也多有自己的创见。相信这些思考,特别是其中批评性意见,对于当下诗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
主持/何言宏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主题报告/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讨论/

罗振亚(南开大学教授)

傅元峰(南京大学教授)

何言宏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新世纪诗歌二十年”的几个关键词

张清华 | 文
我们时代的诗人是与时代对称的,但是并没有改变这些时代性,或者说并没有“创造时代”。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写作的问题。
谈  “新世纪诗歌二十年”这么大的题目,我有点惧怕。年轻时喜欢讲总体性,大而无当地谈,容易总结一些看上去好像貌似正确,知识意味也强,可信度高,总结那么几条,写个修辞感挺强的文章,蛮得意的。但是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却对总体性的不容置疑深怀着恐惧。好像“二十年”一定是冥冥当中有一个总体性的东西,让我们来总结。其实根本没有,历史本身的偶然性有时是难以捉摸的。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开放的、学习的年代,90年代更多是一个修习、实践和创造的年代,建设性更强。当然历史的断裂和转换,也赋予了90年代诗歌的某种高度,使它有了人文性、知识分子性、批判性和个人的思考性,这些都特别重要。当年诗坛“盘峰论争”我确实是在现场,当时并不是很理解,觉得一帮人在这儿表演性地吵架,我作为一个山东人便很着急——后来想想很可笑的,山东人的观念是“和为贵”,千万不要吵,想做“和事佬”。但事实证明山东人是很傻的,人家两方都是刻意要放大分歧,表明自己的存在的。

这段历史怎么理解,现在回过头去看,是原有社会结构的解体造成的。市场经济给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自由空间。在这个自由空间到来的时候,原有的写作群体(知识分子群体)感到了某种陌生和不适,这种情况下,所谓的适应市场时代的价值,还是坚守所谓的人文精神,其实两者是堂吉诃德与羊群、风车之间的关系,关公和秦琼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直接的矛盾。但是他们想象出一种不同,实际上它是殊途同归的,无论是口语还是知识分子写作,无非就是对于现实的不同判断和表达不同的态度。所以,最后是迎来了所谓的新世纪——“文学新世纪”。在我看来,这些年如果说有文学运动的话,那么总体上就是一场“写作的众声喧哗”,不止是所谓的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还有更多奇奇怪怪、七七八八的写作,大家都要出来。所有这些元素加起来,使得新世纪之初出现了一个“全面的狂欢”。这个狂欢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是“70后”一代借助这个狂欢登上诗坛;再就是各种名目,包括很多行为艺术,都是诗歌的社会学现象。就是说,这个时期体现为众多求新求异求怪现象的次第登场。如果单个从道德的眼光来审视,从诗歌审美的角度来衡量,这些都有很大问题,你可以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但是它的出现总体上作为文化现象来观察,便可以认为是中国新诗有史以来的“第三次解放”。第一次解放是“五四”的“诗体大解放”;第二次是所谓“新时期”,从“朦胧诗”那个时期,地下诗歌开始可以存在,可以很活跃地来展示它们的创造力;第三个解放,就应该是新世纪之初很多年呈现的这场运动。这种解放我们不一定从文本的意义上,审美的意义上来过分推崇它,但它一定是一个大众文化时代,大众传媒时代的显形,是我们多年梦想的一个状态,这个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它都是一个客观事实。

总体上来看,近二十年至少在前一个十年我是很乐观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历史的进步。历史的进步不一定是文化的高峰,或者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的时代,不一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不平衡的原理”,还是始终成立的,它是一个社会学现象。我从总体上勾画了一下,就想了下面这么几条。

一个是“极端写作”的彰显和先锋写作的终结。先锋写作基本上在世纪之交已经终结了,因为先锋写作是人文主义的一种写作,它是以思想上、精神上的叛逆性,艺术上的前卫性、实验性、探索性为标志的。这种写作肯定在世纪之交以后面临着终结,虽然有人在说“先锋到死”,或是“一路狂奔”之类的话语,但这些都不是先锋写作的标志。
因为先锋写作一定是对着一个固化的和秩序化的东西来说话的,而这帮人则是对着一个狂欢的年代在撒欢儿,在并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扬言的。所以,是时代的转换使先锋写作失去了存在的环境和条件,只是为了表明它形式上的依然存续,而衍变为了极端写作。
极端写作保持了对日常性反对逻辑,但是它也无法规范自身,所以就表现为粗鄙化、“逆消费化”。“逆消费化”是我自己发明的,我还没有写文章仔细地阐述。什么叫做逆消费化?就是看上去是反对消费的,但是实际上又构成或“被构成”了消费。我觉得,真正能够担当诗歌精神价值的,就文化身份而言,还是知识分子的写作,或者说是“知识分子性”这么一种身份。因为他真正能够构成严肃的思考,艺术上的持续的真正的探求和精神上的承担,能够建构一个正面的具有人文性的文化身份。但是在新世纪中,类似于这样的写作者们似乎并未有效担负起这个使命,而只是扩展了它的社会学内涵、它的消费性的价值,并没有给诗歌的建设提供太多新的东西。所以,就诗歌运动本身而言,我觉得并没有结出硕果。唯有一个作用,就是它本身构成了一个“生态”。前段时间,我参加一个诗歌座谈会,有人提出来,要给诗歌界来一次“大扫除”,我听了以后有点不寒而栗。因为这是一个大海,一座森林,一个生气勃勃的大自然,应该允许各种鸟兽鱼虫存在。我们的诗歌界不应该要定义一种唯一的道德,因为道德永远是个历史范畴,你站在道德高地轻易谈清除的话,对于所有元素构成的生态都是一种威胁,这与破坏森林和自然的生态系统是一个道理。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文学地理的细化”,文学地理我针对的是“历史”这样一个范畴或者维度。
中国古代观照诗歌,评价诗歌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孔子的方式,就是他编《诗经》的方式,即以“文学地理”的概念来  处  置  “十  五  国  风”、“雅”和“颂”。孔子处理了将近800年的“当代诗歌”,就是周朝有史以来到孔子这儿700多年的诗歌,他并没有用历史线索来描述,而是用了文化地理的分类,周南、召南、齐风、王风……他是用“十五国风”来规划他的诗歌总集,规划他的诗歌史的。所以他并没有让所谓的  “时间逻辑”呈现出来。虽然我们是一个对历史非常敏感的民族,很早就有《春秋》,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历史真正地时间化,时间逻辑化。这个东西还是哲学家黑格尔创造的,有了所谓进步论、必然论的历史逻辑,才把历史描述为今天的样子。中国古代首先是以文化地理的思维来处理诗歌的。再一个就是按照文学本体的标准,将诗歌分为不同的“品级”,如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以及与此同源的“选学”与“诗话”,也近乎于一种文本细读的观点。所以总体上中国人并没有进步论的历史描述。
进入世纪之交以后,诗歌从进步论的历史逻辑当中基本上脱出来了。它真正进入了宽阔的场域,好比长江、黄河经过了三峡和壶口瀑布,进入了平缓的下游,开阔的,万象并存的一个局面。这可能是一个变化,由时间逻辑到空间展开的一个过程——这本身当然也是一种“历史描述”。文学地理的细化最早是由地方性体现出来的,比如说广东的“打工诗歌”,是由这里作为所谓世界工厂、改革开放前沿、各种年轻人、自由职业者的汇聚而导致的。打工诗歌发生在这儿,而不是别处,显然有其地方背景。还有像西南地区大凉山的发星等一批人,彝族的写作者,或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混居地区的写作者,他们的汉语非常不一样。还有北京,北京这种观念化的、国际化的和流行文化特别发达的地区,它的诗歌经常出来一些新的观念性的东西。当然现代诗歌的历史可能是从四川开始的,一直到80年代重心都是在四川,但是现在慢慢各地都有自己的文学小地理、文学小气候。大家不再为简单的时间性的观念去写作,而是为了自己背后的这块古老而广袤的文化土壤,为这块精神的田园来写作,这可能是诗歌的福音。所以所谓的代际、时代、超越、新潮这些趋势渐趋弱化,这是好现象。

最后谈一点,即“写作的碎片化、材料化或者未完成性”的问题,关于这些年“大诗写作”,大的诗歌写作,或者长诗的写作——有些不见得是长诗,但一定是观念比较大,有长诗的抱负。有一种共同的趋势,就是材料化。有一个形象的例子是徐冰的大型装置艺术作品《凤凰》,这个我许多年前就谈过了,它是一个具有“元写作”意义的东西,他用废旧塑料、建筑垃圾、废旧钢铁和各种杂物,用这些“现代性的材料”做了一个漂亮的装置。这个装置它会形成一个“总体性幻觉”,就是在夜晚,在“现代主义的黑夜”,也即海德格尔描述的“世界之夜”降临的时候,在夜空里经过灯光的投影,它会呈现为一个“后现代的神话”,是两只巨大的光与电的凤凰,真的很美。然而在白天,在日光之下,它会还原为一堆垃圾——尤其近距离地看,你就会看到这些垃圾原有的碎片的形状。这就是对当代艺术、当代文化甚至文明的一种特别生动的诠释。那么欧阳江河其实就是对照性地、阐释性地就此写了他的长诗《凤凰》,完全复原了徐冰的装置凤凰的特点,就是它词语的碎片化,词语的未溶解性,词语在整个诗歌里面呈现为堆积连缀,强行地植入这样一种状态。欧阳江河非常准确地理解了徐冰,也就非常准确地通过《凤凰》把握了我们的时代的文化样貌、内在结构和“被仿造”的属性,他把这个东西形象地用语言诠释了出来。

欧阳江河与他的《凤凰》
但是这种诗非常明显的一个文本特点,就是开放了其“未完成性”——是刻意的未完成性,当然也是“主体性意义上的不可完成性”。再加上它裸露的碎片性或泡沫性,将这些东西完整地裸露地保留在文本里。这和他之前的作品《汉英之间》《玻璃工厂》《傍晚穿过广场》等相比,其未完成性和材料感便更加裸露,因为前面这几首都堪称是杰作。敬文东也承认这一点,就是欧阳江河是“有杰作的诗人”,尽管文东指出了他很多问题,但是欧阳江河之前的大诗创作仍然是完成性的。但是《凤凰》是明显的未完成性的作品。我们这样说,不是简单地去贬低诗人的创作,相反诗人是和这个时代保持了文化意义上的同步。因为我认为,某种意义上,从主体性的角度来讲,他们也是不可完成的。除了上个时代的海子,具有终结性的意义——对于农业经验背景下的写作的终结;我们这个时代还没有出现真正的“但丁式的诗人”,那种能够开创一种文明的大诗人,因为这样的条件几乎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一个诗人能够创造出一个具有总体性、神性、三位一体的,具有创新“创世”的,重生性的作品。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我们这个时代还没有出现。我们时代的诗人是与时代对称的,但是并没有改变这些时代性,或者说并没有“创造时代”。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写作的问题。

(本文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于2019年底在江苏常熟举办的“第二届世界诗歌论坛”上作的主题报告,稍作删节。)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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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Arrival
“只有在‘共时’话题下,新诗二十年存在的“场性”和“常性”才能被揭示出来。
 
何言宏
“新世纪诗歌二十年”这个题目确实很大,但我们处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也确实很有回顾与总结的必要。况且我一直以为,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确实也出现了新的历史转型。只是我在以往的讨论中,往往都是与“朦胧诗”等开启的1980年代和以“盘峰论争”为标志的1990年代相比较,张清华的视野要更加深远和开阔。他认为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实际上是中国新诗有史以来的“第三次解放”,意义更显得重大。按照清华的思路,“五四”时期中国新诗的第一次解放属于“诗体大解放”,1980、1990年代由“朦胧诗”等开启的第二次解放,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概括为“主体大解放”?清华以诗歌写作运动来概括新世纪以来的第三次解放,我想似乎也可以概括为“诗权大解放”,这是一种文化的解放。当然,以什么样的说法来概括倒不一定太重要,最为重要的,还是清华对新世纪诗歌在历史分期和历史转型意义上的重要判断,振亚和元峰怎么看?
 
罗振亚
清华观察新世纪二十年诗歌时有整体意识,他让这一时段里不同的思潮、群落、事件等都不再是简单凝滞的存在,而被“激活”为一个一个动态发展中的因子,他对民间和知识分子的论争也有更为实质性的理解。他的三次“解放”论有独到的视角,提到的一些观点观念我深有感触。新世纪诗歌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随着网络的介入,写作的话语霸权被悄然消解,诗歌作者的锐增和写作自由的凸显,使其成为半个多世纪诗坛最活跃的时期。一方面一些优秀的写手和作品被发掘、推送出来,让人感叹网络“藏龙卧虎”,应了“好诗在民间”那句老话;另一方面,网络也“藏污纳垢”,好诗被发现的同时,许多非诗、伪诗、垃圾诗也鱼龙混杂地纷纷出笼,极其不利于经典诗歌和诗人的产生。尤其是像“猎户”写诗软件的发明和机器人小冰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出版,更给了诗界活力和混乱,这样的产品是不是还能称之为诗恐怕还有待仔细甄别;所以我觉得这二十年诗歌写作的“换笔”隐忧不小。当然,新世纪诗歌的转型对未来诗坛的建构和发展那种正面价值更不容低估。
 
傅元峰
清华在谈论这二十年的诗歌存在时,表达了他对时间的怀疑。我非常认同他这种“基本立场”潜在的独特诗歌观念:当代诗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描述,不应该慵懒地躺在年代学的魔毯上,按照年轮的波纹摆布和切割那些黏连在一起的东西——新诗并未遵循人们假想的时间完成诞生、成长和成熟的百年周期,新诗史无论宏观还是微观上都还是一个“共时”话题。只有在“共时”话题下,新诗二十年(甚至百年)存在的“场性”和清华所说的“常性”才能被揭示出来。在转换了由历时到共时的观察角度以后,他提出了一些有趣的概念:“知识分子”作为新诗抒情主体的优势,“诗歌地理”在描述这个复杂的诗歌现实时的独特效能,“对称”的时代写作特征。具体看来,这些判断不是横空出世,而是他多年来的诗学探索的自然呈现:对民刊的长期追踪,对先锋诗歌的收集和例析,率先在新诗研究界提出并深度实践的文化地理理论,等等。言宏“诗权大解放”的解读和振亚“有活力的混乱”的评析,让我深受启发。我感觉,只有在这种场域视角的主体分析中,新诗讨论才能触及到“诗歌语言”在时间和历史范畴内没有得到充分探讨的部分。语言探讨天然具有一种混合的结构力量,在其中,时间和空间重新呈现为一个混合体。近二十年的诗歌存在,是一个有待解析的巨型文本,清华的探讨触及了它暗含的语言功能分析:主体的、场域的和修辞效能的。所以,对这二十年诗歌存在的文化地理分析,还可以进一步探讨,比如知识分子和民间写作对于自身双向情感障碍的克服意味着什么;文化空间、新媒体和自媒体的诗歌传布所形成的“新民间”的地理格局有何特性;在“对称”写作和速成速朽的“诗人”中,有没有阿甘本所言的“同时代人”?

“‘人文性’或‘个体性’其实只是个说法问题,关键是得出好诗,出优秀的诗。”
 
何言宏
振亚、元峰和清华都进一步谈到了新世纪诗歌中的内部问题,诸如清华所揭示的先锋写作的终结和“极端写作”的彰显、逆消费化,振亚所说的“非”、“伪”化。元峰的设问,我想就是要我们以阿甘本所说的  “同时代性”,在目前海量的写作中,遴选出那些既能深入地处身于时代,而又能“凝视”时代,见证、反思和超越时代的诗人与诗作。这可能也就是清华所急切寻找的“知识分子性”、振亚常说的“及物性”。我们的说法虽各不同,但是想法基本上类似,就是要有所选择、有所区分,倡导那些更有价值的写作。我与清华一样,对新世纪以来我们所曾瞩望甚殷的“知识分子性”的总体表现并不乐观——不管是诗歌界,还是学术界——所以我近几年的写作已经很少使用  “知识分子”这样的字眼了,代之常用的,往往是“人文性”与“个体性”。我更倾向于跨越代群来寻找那些具有“深厚的人文性”和“卓越的个体性”的诗人与诗作。比如这一段时间,我集中阅读了2019年的中国诗歌,发现像多多、王家新、孙文波、胡弦、谷禾的写作都很不错,便很符合自己的期待。
 
傅元峰
确实,依靠代群指认的诗歌,语言的特性很难显现出来。“朦胧诗”“第三代”“中间代”等诗歌代群的划分,“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区分,显示了人们急于脱胎换骨和标新立异的冲动,也影响了诗歌历史描述的区域。言宏提到几位诗人,看到了他们所显示的“深厚的人文性”和“卓越的个体性”,我觉得这是诗歌批评从代群视角解放自身话语的好方法。清华着力的“诗歌地理”的诗歌观察方式,也为新诗实现代群跨越提供了路径。清华所说的“知识分子”,振亚所说的“民间”,也和以前我们使用的概念有所不同,包含这种跨越的意识。在这种努力下,对于诗的言语地貌的浅表描述就转化为更内在的语言探询。这样,以前人们形成的诗人认知就有调整的必要。新世纪二十年,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诗歌热之后,诗歌作者和读者的水平都有所提高,人们正在审问那些依靠奇观扩大自己读者的诗人,向他们索要更耐读的诗。
 
罗振亚
我觉得“知识分子性”确实值得关注,但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人文性”或“个体性”,其实都只是一个说法问题,叫什么都可以,关键是得出好诗,出优秀的诗。21世纪诗坛最大的问题,恐怕就是经典诗人和拳头作品过于稀少,我多次提到经典诗人和拳头作品的多寡,是衡量一个时代诗歌是否繁荣的重要标志。应该讲,经过19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操练和储蓄,进入新世纪后诗人们的艺术表达水准普遍获得了提升,这是值得圈点的;但是这二十年真正能够让人心仪的诗人和作品反倒比新诗的任何一个时期,包括1990年代更少了,这个事实一些人不愿意承认,可又否定不了。我们可以说,随着文化与文学的多元与繁复,诗歌的关注点在不断降低,不少诗人停笔或转场,好诗人、好作品自然会少许多;也可以说这种诗歌的寂寞成为常态并不可怕,它会为真正大诗人大作品的孕育提供机遇。但是更应当从诗歌的内部找寻原因,或者说如今诗坛弊端仍然十分严重,部分诗人一直陷入自己的圈子里不肯出来,个人情感思考的经营有时很精致很深入,就是不和外面的世界沟通关联,被小视实乃必然。还有一部分诗人坚持艺术本身的探索,花样翻新,先锋味十足,可是有时脱离情感、现实的纯技术操作,不过是断线的“风筝”、形式的漂泊。再有一部分诗人不断亮相,作品看上去也煞是圆熟,仔细端详却发现他(她)的文本不过是没有情感、生活促动的书斋里的自我重复……几部分加在一起,难怪经典诗人和拳头作品越来越少了。什么时候诗坛克服了这个大毛病,那它就真的有希望了。
新媒体编辑  傅小平

About 诗东西 Poetry East West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magazine (will include more languages), published in Los Angeles USA, printed in Beijing China. ISSN 2159-2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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