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g Lin, Chen Dongdong & Yu Jian on Luo Yihe

（本文为《今天》121期“骆一禾纪念专辑”文章之一）

骆一禾坐在我旁边，穿着一件白衬衣，面庞白皙，手指修长，与云南高原上普遍的古铜色格格不入，像是一位误入穷乡僻壤的修士，天真而自信，才华横溢的样子，音调低沉而幽深，我耳背，不是听得很清楚。我们正坐在一辆旧的长途客车中，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驶。我们一边挨着，一边谈着诗，高原上的冬天，并不冷，森林外面可以看见空着的土地，堆着稻垛。他说出一句来：“中国的大王，都是土匪出生。”我不知道这是他自己的创作还是道听途说，只是隐隐地感觉到他对这种风格并不以为然，“也可以写”。我喜欢这两句，我们更热烈地讨论起来，都忘记了山路颠簸得就要把我们甩出车窗去。那时候人们不认为修路有什么必要，“道可道，非常道。”“只有在崎岖小路上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山顶。”（马克思）

那时候，骆一禾写的是：

喝河里的水

迎着天上的太阳

蓝色的门廊不住开合

涂满红漆的轮片在身后挥动

甲板上拥挤不堪

陌不相识的人们倒在一起沉睡

我写的是：

喝天上水

种地上的石头

永远爱不怕狼的女人

我忘记了我们是怎么相识的了，也许是通信，那时候诗人互相写信。我与韩东通信，与西川通信……写在那种每页三百或五百字的劣质方格稿纸上，信封上贴着邮票，盖了一个邮电局的黑色的圆印，似乎还可以看见寄信者的手指。“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里尔克）那是一个里尔克式的时代，一切都在等着揭晓，等着靠岸，等着拆迁，空气中弥漫着巨大的不安，但是旧时代的修道院般的窒息所导致的闲适并未散去，还有一点时间让那些如饥似渴、两袖清风的人们去阅读、讨论、沉思、写作……窗子打开了，“世界的血”涌进来，惠特曼、金斯堡、里尔克们已经写出了那样的诗，我们得努力呀！我记得我和朱晓阳一次次在深夜走过一条清代建造的长街（他后来也成为一禾的朋友），在幽暗的街灯下面争论老子和表现主义直到午夜。诗人们走上年久失修的街头，站在一个绿色的邮筒旁边，将剪去了一个角的信件投进信箱（只要剪去一个角，就意味着这是投稿，可以不贴邮票）那时候寄信的人之多，铸铁邮筒的投递口都被磨出了本色，像一张涂着黑色唇膏的厚嘴唇。我和一禾或许就是由于投稿相识的，昆明尚义街6号的诗人都在给《十月》投稿。《十月》就像是一本“世界文学”，“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陈寅恪）的载体。我们在文革时代孤独的地下写作中想象过的这种刊物。“世界文学”当然要有一个载体，一叠长方形的，散发着油墨香味，有着精致的软皮封面的纸。

我们前往云南西部的傣族地区参加一个笔会。我刚大学毕业，一禾已经在《十月》当着编辑，被派到云南来组稿。我们下了车，前往一个山洞探险，那是我这一生最惊险的经历之一。这个山洞刚刚开发，我们被请去为那些奇形怪状的钟乳石命名。走完施工已经完成的一段，大部分人就退回去了。向导建议，继续朝原始的部分走，那边有一个出口。有四五个人同意了，我骆一禾都在其中。于是我们进入了一片漆黑，攀过一段绝壁，立脚处仅够脚尖，下到一处巨穴里，向导丢失了手电筒，摸不到那个出口。我们坐在看不见彼此面目的黑暗里，为了证实自己依然存在，时时要用手去摸摸同伴，我不知道一禾在哪里，他像死了一样沉默。后来向导终于找到了丢失的手电筒，摸着了那个洞口，我们从鸡肠子般的岩石管子里挪出去，必须相当苗条。那时候我们都瘦得厉害，世界普遍地营养不良。终于重见光明。我记得一禾站在阳光下，周身苍白。

“这一天大海上有蜻蜓在飞

每一只都有翠绿的翅膀

每一只蜻蜓　都一直向前

都不在气流中倒退”

——骆一禾

我们不是通过观念认识的，而是通过身体和行动，这就有了一种更亲近。后来我们在德宏的天空下跟着彝族人跳舞，饮酒。一禾被推到中间，狼狈地躲闪着傣族姑娘的攻击，酩酊大醉。他来自北方的观念之城，夸夸其谈者滔滔，而云南是身体激烈在场，沉默、忠厚、热烈，有着波西米亚风格的外省。我感觉到他的震撼。他后来与云南许多诗人、作家成为朋友，《十月》一度成为云南文学阵地，并非偶然。他过世后，张玞带着《世界的血》来到昆明，几个云南作家陪着她在翠湖北路1号的一座旧楼的房间里坐了很久，不说话，都低头翻着这本书。忠贞不渝的张玞像个西南联大的女生，永远守着她的一禾。忠贞、世界的血这些词在这个无耻的时代，就像黑暗深处远去的烛光。

另一次在北京他那雅致而阴郁的房间里，我们也谈过一次。我记得他那双白皙的手在一摞书旁边晃着。仿佛一只绝望的蝴蝶。后来我听说了他的死，我想象着他坐在日落的广场边上，就像一只忧郁的鹤。河流已经失踪了。

他首先是一位杰出的编辑。在骆一禾编辑的栏目上发表，这是八十年代的文学荣耀之一。我们其实没有在诗歌上谈得太多。不必说，彼此都是那种开始就是结束的诗人，只是在完成各自的天命。那是一个自由重返的时代，深刻的诗人都在建设自己的哲学和世界观。一禾和海子属于那种所谓浪漫主义诗人。浪漫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世界写作的主流，尼采、马克思、鲁迅……都具有强烈的浪漫气质。浪漫主义关心的是“世界方向”。诗本具原始的浪漫气质，浪漫就是超越，只是浪漫的倾向不同，尼采的浪漫导致的是爱伦•金斯堡，马克思的浪漫导致了鲁迅。浪漫主义是一种语词的高蹈。“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鲁迅《摩罗诗力说》）世界的血是一种精神之血。我与之不同的是，诗是语言之血，诗不是主义。浪漫主义的危险是缺乏细节，观念的高蹈常常重创现实。中国诗歌自屈原之后，被儒家诗学所制约，浪漫主义越来越弱，抒情言志往往满足于风花雪月的浅斟低唱、修辞的精密。“惟文化已止之古民不然：发展既央，隳败随起，况久席古宗祖之光荣，尝首出周围之下国，暮气之作，每不自知，自用而愚，污如死海。”（鲁迅《摩罗诗力说》）山水诗的情形有点像西方中世纪教会文学，“道法自然”已经概念化，终于耗尽、用罄了山水的细节。二十世纪初的狂飙突进的新诗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解放、突破。草创时代，新诗即以屈原为号。高蹈乃是世纪主流，无论创造社、艾青、西南联大诗群、或者朦胧诗、社会主义诗人都在左或右、虚或实的纬度上高蹈。浪漫主义或者是一种精神现象，或者成为意缔牢结，成为功利味道十足的本质主义。朦胧诗即是后者，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的功利主义。多年后我重读《今天》，发现1979年创刊号的“今天”二字下面赫然印着“今天”一词的英语，真是深谋远虑。昌耀、骆一禾、海子是前者。昌耀的高蹈在于细节的丰富，他历尽沧桑，他的浪漫主义有些压抑、激愤。海子的高蹈则由于涉世未深，赤子也意味着浅薄，对“姐姐”这种词的依恋，是一种血气方刚的孤独，一种自我戏剧化的撒娇。浪漫主义的牺牲在海子这里被修辞化了。他在最近三十年一直受到追捧，已经充分暴露了这种“淳诗”暗藏着的小资产阶级乌托邦。即便如此，海子也高于后来那些淳诗癖，这位烈士至少“知行合一”，为“修辞立其诚”贡献了肉身。浪漫主义是一种重器，荷尔德林的诞生对德国精神产生了黄钟大吕般的影响，招致温故知新，重返希腊的冲动。海德格尔力挽狂澜，将这种观念性冲动引向语言（梅洛•庞蒂则更直接，语言就是身体。“是身体在表现，是身体在说话。”）而不是“观念的冒险”（怀特海）。鲁迅也意识到浪漫主义乃是一种复古，温故知新，这个故乃是“赤裸生命”（阿甘本）“尼耙（Fr．Nietzsche尼采）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言亦确凿不可移。盖文明之朕，固孕于蛮荒，野人其形，而隐曜即伏于内明如华，蛮野蕾，文明如实，蛮野如华，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摩罗诗力说》）鲁迅的浪漫主义最终为现代汉语奠基，汉语在鲁迅这里复活，因为鲁迅是一种可靠的现代汉语。八十年代浪漫主义三诗人中，骆一禾最为接近浪漫主义核质。八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段自由思辨的时代，位于文革噩梦与市场经济的悬崖之间，沼泽般停滞的旧事物与满血复活的思想力之间有一种平衡，相对安静、沉思。出现骆一禾这样的诗人绝非偶然，他将浪漫主义推回到它久已废弃的旧轨道上来。世界的血，是一种精神之血。

五千年明亮的文字

挥舞着纤细的蚊足

在强烈的阳光中走过

不能看到理想

我感到阵阵心痛

而伟大的幻想　伟大的激情

都只属于个人

随身而来　随身而去

每个世纪都有人触摸它　由此竭尽

哪一首血写的诗歌

不是热血自焚

八十年代是修辞的高蹈时代，骆一禾试图为废墟命名。他走的是浪漫主义一路，但不是创造社的短时段的观念狂飙，也不是三十年代新月派的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不是七十年代末朦胧诗的功力味十足的浪漫主义，而是古典的浪漫主义。他想加入到屈原、尼采、荷尔德林、特拉克尔一路去。他思考的是世界意义，方向、善、爱、恶与光荣。他比海子想得更为清楚，深沉，而没有后者的那份自恋。海子的高蹈基于观念，骆一禾的高蹈是世界观。高蹈是八十年代以降越来越世俗化的中国世界精神焦虑的结果，读者对士农工商这一亘古秩序的大规模颠倒深怀恐惧。“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读者需要诗人再次出场告诉他们“我是谁，从哪里来，到何处去。”“试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诗宗词客，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几何人？上下求索，几无有矣。”（鲁迅《摩罗诗力说》）

浪漫主义的方向是“生活在别处”。与兰波的别处不同，中国浪漫主义的别处是对儒道释之外的第四个神的向往。自利玛窦以来，中国词汇中逐渐出现了山水诗系统少见的形容词和直线，创造社时代是一个高峰。二十年代的浪漫主义基于国家与社会的黑暗没落，愤怒是真实的，迷信未来，轻视过去，所指摧枯拉朽也易朽。继承五四的传统，骆一禾也是命名者，他的野心是建造一种“长时段”的高蹈修辞。修辞立其诚。修远，他试图上接屈原那种修辞的神性，旁宗西方的阿波罗传统。他的局限是，这种高蹈语言缺乏经验和细节，容易流于空转。神性、兮、楚、赤豹、文狸、“终古之所居”……并不是屈原想象力或者概念计算的产物，而是他的此在，“大块假我以文章。”

荷尔德林的高蹈是有细节支持的，大地在荷尔德林那里乃是此在而不是概念，而荷尔德林的读者是海德格尔。“诗不只是此在的一种附带装饰，不只是一种短时的热情甚或一种激情和消遣。诗是历史的孕育基础，因而也不只是一种文化现象，更不是一个‘文化灵魂’的单纯‘表达’”。“诗给人非现实和梦幻的假象，似乎诗是与我们十分亲切熟悉的触手可及的喧嚣现实相对立的。实则不然。相反地，诗人所道说和采纳的，就是现实的东西。”骆一禾的拥趸经常会提到荷尔德林，这就是荷尔德林。

我肯定骆一禾的高蹈，这种高蹈不同于荷尔德林的高蹈，这种高蹈来自一种深刻的中国焦虑。二十世纪，中国那个亘古封闭着的潘多拉盒子终于被打开了，引发了普遍的精神焦虑和迷惘。昔日固若金汤的世界观分崩离析，必然影响那些杰出的诗人，他们必然做出自己的回应。学而不思则罔，骆一禾是思者。我们时代的诗人绝大部分是没有世界观的，他们只在乎主义、观念、意识形态以及自恋式的修辞狂欢。“史诗指向睿智、指向启辟鸿蒙、指向大宇宙循环，而悲剧指向宿命、指向毁灭、指向天启宗教”，仅此愿景，骆一禾就月白风清、水落石出。骆一禾的意义在于，他在朦胧诗功利性十足的高蹈、海子那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浅薄高蹈之后，触到了本质性的高蹈。“自古以来，诸神的语言就是暗示”（荷尔德林），当荷尔德林如此说的时候，他立足于一个古老的拉丁语传统，高蹈是拉丁语系的根基。而在骆一禾或海子，这终归是一种“生活在别处”。在今天这个修辞的世俗时代，骆一禾就是一个烈士，他因为深刻而被冷落。

“必也正名乎”，我走的孔子的“温故知新”这个路子。但我时常在“生活在别处”的巨大召唤面前感到迷惘。有时候我会想到那个五月的黄昏，骆一禾坐在广场的边上，震耳欲聋，头痛欲裂，穿着他亲爱的白衬衣，那么孤独无助，仿佛置身在洪流滚滚之外的一块青石，即将死去。“逝者如斯夫！”孔子感叹的不仅仅是川，也是“道不行，乘槎浮于海”。

世界的血是这种颜色：

世界说需要燃烧

他燃烧着　像导火的绒绳

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

当然不会有　凤凰的再生……

在春天到来的时候

他就是长空下　最后一场雪……

明日里　就有那大树的常青

母亲般夏日的雨声

我们一定要安详地

对心爱的谈起爱

我们一定要从容地

向光荣者说到光荣

2018.11.16，星期五，于昆明

文库编辑：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