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誠談大陸近年詩歌狀況

中國新詩如果從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雜誌發表他的第一組白話詩開始（現在在起源的問題上大家有不同的看法，究竟哪一年算是新詩的起點，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好像比較普遍的看法是將1917年的時候）算到現在也大概將近百年的歷史，或者說已經百年了。為紀念“新詩百年”，在大陸舉辦了許多的活動，也有很多的出版物出版。我以下介紹幾種比較重要的新詩詩選出版物。

這個是關於三部比較重要的總結“百年”的詩集。台灣的情況我就不太了解，可能也有類似的出版物出現。另外目前在大陸因為有些人覺得詩歌已經缺乏標準，所以有一些出版社或者一些詩人也在推出一些帶有經典性的詩歌講本，來表達一些他們對詩歌標準的認定。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出版物就是作家出版社大概從2014年開始出版的名字叫做《標準詩叢》。《標準詩叢》所定出的標準是“經驗的發現與洞察；語言的再造；對已有詩歌史的觀察”，從這三方面來確定哪一位詩人能夠進入這個《標準詩叢》。他們第一輯出版的大概有于堅、王家新、多多、西川還有歐陽江河六個。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各個詩集名稱都是具體的名字，實際上都是他們的自選集，所選名稱來自代表他們的代表作，收錄的是從寫詩開始到2012年他們認為最有價值的一些詩。這是第一輯，基本上除了多多這個詩人是一個所謂朦朧詩詩人比較早的詩人之外，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才逐漸建立他們在詩壇的地位。第二輯呢就有臧棣、韓東、翟永明、楊煉、雷平陽。韓東、翟永明跟楊煉都是八十年代的詩人，但是臧棣則絕對是屬於九十年代後的詩人，在九十年代以後才建立他的地位。雷平陽呢要更晚一點，是雲南的詩人，現在在大陸也是名氣比較大。臧棣這個詩人因為曾經在讀碩士階段算是當過我的學生，現在也在北大工作。對臧棣的詩評價非常極端，會兩極化。覺得好的人非常喜歡，罵他的人也罵得很厲害，大家有時間可以多看看。雷平陽的詩呢大體上是更多的表現雲南的一種地域方面的一些素材。我問過作家出版社組織這套叢書的主要的負責人，他說他的這套叢書要繼續出下去，我說大概要出到多少本，他說大概要出到五十本。我覺得這個太多了，按照他的這個標準來看，五十個人就太多了一點。而且他接下來推出的詩人，比如說明年又推出五本，可能爭議就會更大一些，對這些詩人的評價爭議就會更大一點。其他有一些中國大陸的重要詩人並沒有被包括在這個詩集裡頭，比如說北島。北島因為現在已經屬於是元老級的詩人了，他們可能覺得還是另外處理吧，所以就沒有放到這裡頭。另外有一些詩人已去世的他們也沒有放到這裡頭，就像顧城、海子這些詩人；還有一個我認為比較重要的詩人叫張棗，也沒有放到這裡頭，他也已經去世了，他去世的時候大概只有49歲，因為肺癌去世了。另外這個《標準詩叢》主要還是針對大陸的詩人，台港詩人都沒有包括在內，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遺憾，當然如果涉及到台港詩人的時候爭議可能會更大一些。其實台灣的一些比較年輕詩人也有很多很優秀的，包括中生代以來很多詩人。另外香港有一些詩人也是很重要的，我特別喜歡的包括像是西西。因為西西這個作家他主要還是小說家，他在詩的方面，雖然寫的不多，只有出了一本《西西詩選》，但是他的這個詩選非常有質量。另外就是前年剛去世的梁秉鈞，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詩人。這是一個基本的面貌。大陸也有很多年輕的詩人出現，但是人數很多我在這裡就不介紹了。我們的詩選也選了他們的一部分詩。大致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講到新詩生態的問題呢，我想介紹幾點。一個是我們都知道新詩是一個很邊緣化的文化產品，包括在文學各個文類裡頭它都是一個很邊緣化的。它不能跟小說相比，包括讀者、包括它占有的市場、公眾的關注度，詩跟小說跟其他甚至跟散文有時候都不能相比。所以新詩的邊緣化跟被冷落就是一個經常被我們談論的問題。記得前十年的時候，大陸的詩人跟批評家經常引用的一句話，就是西班牙詩人，叫做希门内斯，他在一本詩集的贈言的一句話，叫做“獻給無限的少數人。”這個題詞在十年前經常被詩人跟詩評家作為為新詩被冷落跟邊緣化狀況辯護的一句話。這句話其實很有意思，可以做很多的闡發。它肯定詩是面向少數人的，但是這個少數人是無限的，那麼說明這個少數人是很高級的少數人，很優秀的或者很有頭腦的、很有感受力的、在文化的結構裡頭他佔有重要地位的，可能包含這樣的意思。同時無限的少數人呢也有可能包含說詩如果被這些人接受以後它可能會發揮出無限的力量。所以這句話經常在十年前出現。我在網上搜索了一下幾乎有五六十篇的文章都引用了這句話和闡述了這句話。這是新詩在大陸曾經有一段非常邊緣的時候，詩人和批評家一種以進為退或者以退為進的辯護的手段，或者闡明、闡釋自己價值的一種手段。

但是近幾年呢大陸的詩歌突然變得非常興盛起來。台灣的情況我不太了解，因為我去年看過台北教育大學林于弘在北京的一些演講，他認為台灣的詩歌出版物越來越少，詩人越來越少，而且詩的品質越來越差，所以詩的危機就出現了。他這個估計我不知道對不對，這可能是林于弘教授的一個估計。但是大陸的情況好像這幾年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詩突然變得好像繁榮起來。我舉一些例子來說明這個現象。武漢有一個長江出版社，他專門組織了一個專門出版詩集的叫做“長江詩歌出版中心”的單位，他出的第一本書就是我剛才提到的30卷的《新詩百年大典》。這個要投入多少錢說不好，因為其實出版的經費是需要很多的，而且不見得能夠收回成本，他要投入幾百萬人民幣的運作、出版的經費。他也知道這個錢是收不回來的，或者只能收回一部分。這個出版中心成立才兩年多，已經出版了大概一百四五十種詩選、詩集。這是一個出版社，其他的很多出版社也都不斷出版一些詩集。當然大陸的出版情況也很複雜，有一些詩集出版是詩人自籌經費出版的，並不見得是出版社負責發起的。或者說給你出版之後你要自購一定數量的書。但是比起前十年來說，詩歌這幾年的出版物比較多。因為我也都是研究詩歌的，所以我經常會收到各種各樣的詩歌出版物、也有的是根本不知道名字的詩集。

另外一個是大家比較熟悉的，互聯網對詩歌的影響。這個影響是很大的，不光是互聯網詩歌網站。詩歌網站在十多年前就已經出現了，在大陸最有名的一直維持到現在的詩歌網站名字叫“詩生活”。他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而且點擊率也很多，讀者也很多。最近幾年特別是最近兩年對詩歌生態傳播、發表、評價影響比較大的是微信。在大陸的微信現在成為了詩歌發表的很重要的一個渠道。微信有些功能，一個是微信朋友圈，另外一個是微信公眾號。所謂公眾號就是一個刊物平台的一個性質，你可以去訂閱，訂閱以後呢他就會把相關信息不斷發到你的手機上頭。這個對詩歌的影響確實很大。每種詩的小團體他有自己的朋圈，有自己的一個固定的平台，這個平台在發表詩歌、評論詩歌的方面，他基本上是對於外界、對於不同的意見、不同的圈子採取排斥的態度。基本上就是一種自娛自樂的性質。所以這種熟人的朋友圈或者微信的公眾號形成了一個一個的小圈子，一個一個的文學共同體。大陸以前的詩壇經常惡鬥，不同的派別之間互相罵來罵去，大家爭論的很激烈，開會也是拍桌子。我在北大課堂給研究生上討論課，講到比較深入的時候也發生過這種拍桌子對罵的情況，學生之間不同派別之間。所以過去詩壇裡面的惡鬥、意氣用事非常多，非常激烈。現在沒有了，大家都平安無事了，和平共處，大家都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裡頭，也不去關心別人的圈子裡頭發生什麼樣的事情，這個事情看起來很好，其實是孕育著更大的危機。交流缺少了，而且建立一種共識的要求也失去了。差異才會有一種創造的集動的力量，沒有差異大家都一致以後，創造力也會喪失。這看起來是個好事情，其實是一個不好的事情。

然後是詩歌跨媒體、跨媒介的情況。這在台灣可能試行的比大陸較早一些。因為像據我知道成功大學的翁文嫻教授，多年來一直在從事繪畫和詩歌的接合問題。包括戲劇、包括音樂這些跨界的形式也是對詩歌傳播起到重要作用的。最近幾年大陸這方面也做了很多實驗，包括詩劇場、詩朗誦，包括音樂、影視視覺方面的形式，這個對傳播詩歌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很多詩歌節，很多活動都採取這種多媒體、多媒介的方式來進行。但出來的問題就是：有了這種多媒介的方式參與了之後，會不會導致我們讀詩人對語言力量的敏感和對語言文字能力造成影響，這也是我們值得關注的問題。

然後就是大陸這幾年詩歌活動特別多。前幾個月，包括十月、十一月，很多比較有名的詩人跟詩歌評論家從月初到月底都忙於各種詩歌討論會、研討會、詩歌節、詩歌酒會。十一月份的時候曾經有人邀請我去參加一個北京詩歌酒會，我困惑這詩歌酒會是干什麼的，後來了解到情況之後，我就沒去參加。他們的酒會是一家公司舉辦的，出了不少錢，大概請了一百多人，酒會的過程就是吃，在一個大廳裡頭，每人一份比較高級的西餐，喝著紅酒、茶什麼的各種飲料，台上則表演詩歌朗誦，還有時裝表演。而且我奇怪的是出席這個酒會的都是一些有名的詩人和批評家，也不是普通的讀者。當然這種方式也是可以吧，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果都是這樣的話，談什麼詩，是以酒為主了，詩歌的地位就降低了。

另外就是各種詩歌節活動。大大小小的詩歌節在大陸大概有五六十種都不止。而且目前來說，詩跟一個政府的城市名片、宣傳這個城市的知名度、開發旅遊都緊密的結合在一起。比如說綿陽這個地方舉辦的“李白詩歌節”。因為他們說綿陽是李白的故鄉，我們都不知道，因為李白的出生地好像都很多。在大陸經常會在各個縣之間關於名人的故地問題發生爭論，比如說老子究竟在什麼地方出生，有的縣就說你的那是“假老子”，我的這才是“真老子”；武松出生在什麼地方等等。因為這個問題對於這個地方旅遊的開發有很大的好處。綿陽在今年四月舉辦了一個“李白詩歌節”，而且評出了“李白詩歌獎”，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詩歌獎，這個詩歌獎主要還是由企業以及政府組織，獲獎的詩人是台灣詩人洛夫。這個詩歌獎只有唯一一個獎項，所以就授予了洛夫的《洛夫全集》。另外有十個提名獎。洛夫在這次獲獎裡頭得到了五十萬人民幣的獎金，提名獎每人也有十萬人民幣的獎金。包括請評委、籌辦活動等等，他們估計舉辦這個獎項也需要四五百萬的資金。

詩歌節詩歌獎項確實非常多，我們在北大也有一個詩歌獎，這個獎項也是由企業支持的，叫做“中坤國際詩歌獎”，這是由一個從事于房地產業和旅遊業的企業家資助，這個企業家叫黃怒波，他的寫詩的筆名叫駱英。他其實在台灣出版過詩集，名字叫《第九夜》，而且好像評價還是有分歧，但是有的人還是覺得很不錯。他設立的這個“中坤國際詩歌獎”現在已經舉辦了第五屆了，最近幾年都掛靠在北大的詩歌研究院裡，由詩歌研究院來舉辦。因為我當過幾屆的評委，我覺得這個獎還是比較嚴肅的，不受商業因素影響，所以評出的詩人大體上還是比較能夠被大家都公認的，沒有太大的異議。每年基本上就是一個中國詩人和一個外國詩人。第一屆和第二屆還有翻譯獎，但後來覺得翻譯交流的問題很難確定，所以後來就把這個獎項取消了。關於這個獎的性質還是有一些變動，開始是覺得以一種終身獎的性質來頒發，但後來還是希望能發掘一些更有活力的詩人，所以也有一些改變。評出的像大陸的詩人牛漢、台灣的詩人瘂弦，這些詩人，相信大家都不會有太大爭議；外國詩人裡頭包括谷川俊太郎，包括波蘭的扎加·耶夫斯基，這些都不會有太大的爭議。今年討論的時候就發生了一些分歧，就究竟是要終身成就獎還是要發掘些比較有創造力的詩人發生了爭議，後來達不成妥協，最後中國詩人只好就評給兩位，增加了一個名額，一個獎給邵燕祥，另外一個是獎給西川。外國詩人獎給葉夫圖申科，一個蘇聯及俄羅斯詩人，曾經在六十年代蘇聯和西方都是影響很大的詩人，也曾經成為了時代雜誌的封面人物。蘇聯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蕭士塔高維奇）的《第十三交響曲》就是以葉夫圖申科的一首詩，大陸翻譯叫《娘子谷》，英文叫《Babi Yar》為原型譜寫的交響曲。這個詩人其實現在大部分時間生活在美國。所以我們在討論詩歌評獎的時候爭論得很激烈，而且大家討論很長時間，結果有一個評委，北大的詩人姜濤，他就講了一句很打擊我情緒的話，他說大家也不要爭論得那麼激烈，有些詩人已經拿獎拿得手軟了，已經不太在乎拿什麼獎的問題。的確是，像西川這樣的詩人，每年不知要拿好幾個獎，從南到北，所以這也是詩歌繁盛底下的一種悲哀。這是一個詩歌生態方面的問題。

然後底下就談到詩歌事件的問題，這也構成了大陸詩歌最近很熱鬧的情況。大陸的詩歌事件經常會發生的，有時候我覺得詩歌界沒有發生事件好像是很奇怪的事情。大陸詩歌界不斷地發生各種各樣的事件，比如說前幾年經常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大陸有一個很重要的獎項是魯迅文學獎，魯迅文學獎裡頭詩歌部分經常引起爭議，有些人認為有的詩人評獎是因為他走了後門，或者賄賂了評委，或者他根本就達不到評獎的水平，這些就會引起很大的爭議。

那麼最近，在14年到15年最重要的詩歌事件裡頭，有一個是所謂“詩人之死”。詩人之死這個問題外國文學家像布羅斯基，他們都寫文章談論過這個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在大陸被關注、被研究大概是在顧城、海子死之後。王德威教授寫過類似的有關詩人之死的研究文章。從顧城、海子之後，包括北大的一些詩人像戈麥，還有其他一些詩人，像復旦的一個年輕詩人馬驊，還有一些更老的詩人徐迟、昌耀，還有很多，我一時說不出名字，他們都是以自殺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所以說為什麼有那麼多詩人自殺就成為一個問題。因為很少聽說有小說家自殺的，小說家好像都生活的比較滋潤，詩人都比較脆弱、比較敏感，所以自殺的人可能會比較多一些。

這是14年大概有的三個自殺事件。我的對於詩人自殺這個事情的看法是這樣，每個詩人選擇這個道路都有很具體的原因，不能完全歸到詩歌這個領域裡頭來。這是我的一個觀點。但是詩人的確是對時間、對歷史的感受力、敏銳度，包括他對精神的要求的高度可能有他的跟平常人不同的地方，所以導致了詩人為什麼自殺的概率或者頻率比較高的一個原因。具體講到每個詩人，或者每個自殺的人的原因的話，其實是各種各樣的。因為富士康的工人自殺的前幾年在大陸不在少數，至少有十多位吧，都是發生在前幾年的事情，他們很多也不是詩人。另外陳超教授的自殺也有很具體的原因。他患有嚴重的憂鬱症，他自殺是被送到醫院之後，晚上趁大家不注意的時候從樓上跳下來的。他的妻子，沒有正式的工作；他的唯一的一個孩子，已經將近三十歲了，因為智障，而且患有嚴重的糖尿病，說話說不清楚，沒有自理能力，完全要依靠家庭的照顧；他的岳父，當時有病危；而且有一個老母親。我們當然不能說這個家庭情況會導致他選擇結束生命，但是肯定會有一些影響。我想這個許立志，也有一些很具體的原因，然而這些原因我們不應該往下推測，因為網上有流傳各種各樣的說法，但是我們不能太過於落實。為了表示對去世的人的尊重。比如說網上有人推測，他是想靠寫詩改變自己的命運，但是發現基本上不可能，因為他開始的時候也寫過一些能夠被官方允許的歌頌性的詩歌；另外一種說法是說他在網上認識了一個女朋友，這個女朋友是一個大學生，畢業後在銀行工作。女生嫌他地位很低，工作環境又不好，後來就分手了。網上有很多這樣的推測，我們都不能說這些是一個確切的原因。總的來說我很同意西川這個詩人對海子的自殺的一些分析，就是對海子的分析不要過分把它神聖化或者把它牽扯到一種非常高的精神高度裡頭去分析，其實海子可能也有很多的自身的個體的處境的問題，包括女朋友的問題，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我也是年輕過，對愛情的東西有時候難免有點想不開，特別是這樣一個敏感的而且缺乏生活能力的人，有時候打擊可能會更大一些。當然詩歌肯定也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

那麼現在請一位同學來念一下許立志這首詩。

底下是剛才念的這首詩，這個當然是一個打工的工人他的切身感受，對他所處的生存環境的感受。我們不能說這個感受是代表了中國所有工人的感受，但至少是一部分工人，特別是從農村到城市的一部分農民工的感受。我要講一點，就是在大陸有農民工這個概念。現在大家說工人詩歌，其實不是工人詩歌，還是農民工詩歌。他們是一個在大陸非常特殊的階層，他是從農村到城市工作，但是他並沒有融入這個城市。他沒有這個城市正式的戶口，他享受不了這個城市的一些福利和一些權力。比如說他是從揭陽到深圳，他沒有深圳戶口，他還是揭陽的戶口，他不可能有很多深圳城市的權力。這跟過去的工人不一樣，他跟工廠的關係也跟過去工人跟工廠的關係不一樣。

這詩裡頭還有一個“城中村”的概念，就是“這城市城中村距市中心有十萬八千里”这句。“城中村”也是個特定的概念，比如說文倩老師參觀過的北京四環到五環之間的皮村，這就是一個城中村。它基本上都是一些從各地來的打工的，或者所謂北漂的人住的地方。這個在深圳也有。所以農民工雖然是住在城市裡頭，但住宿條件非常簡陋，而且他享受不了城市的一些政治待遇，而且他們是集中地住在一塊，因為房價比較便宜，租金比較便宜，把它當做聚集地，那麼把這個地區叫做城中村。

下面這首詩比較短，我就自己念一下。

工人詩歌的問題我還要稍微說幾句。現在大陸對詩歌現象很注意，所以才有了“工人詩歌”這樣的稱號。因為打工詩歌很早就出現了，經過了長期的發展，最有名的詩人叫鄭小瓊。現在鄭小瓊好像也有點經典化了，我發現台灣還有一些在研究鄭小瓊詩歌的學術論文。工人詩歌十多年前就已經出現了，而且在深圳第一次辦打工詩歌的研討會的時候，我還被請去參加。這幾年出了一些以工人身份寫的比較有名的詩人，一個叫郭金牛。郭金牛出版了一部詩集，叫做《紙上還鄉》。這部詩集獲得了北京鹿特丹國際詩歌節的詩集獎，所以郭金牛就出名了。這個詩歌節我沒聽說過，它的背景我不太清楚，不過它是一個跨國的詩歌節啦。非常抱歉我到現在都還沒有讀過他的詩，這本詩集也沒有讀到，不好評價質量如何。但是肯定還是不錯的吧。還有一些詩人我現在就不一一列舉了，像剛才我們講的許立志。

大陸有一個詩人叫秦曉宇。秦曉宇我們在會上也見過面，他跟一些詩歌界的朋友也都很熟悉。秦曉宇是近十年來非常關注工人詩歌的人。他撰稿的一部紀錄片，叫做《我的詩篇》，在這一屆，52屆金馬獎裡頭，入圍了最佳紀錄片獎，當然是入圍，最後沒有得獎。《我的詩篇》這樣一個紀錄片，記錄了工人詩人一些生活跟寫作的狀況。這個片子我也還沒看到。我非常尊重秦曉宇對於這個問題的關注研究，因為這確實是很重要的一個詩歌現象。但是我最近看了他的一個電話的訪談，裡面談到對工人詩歌的看法，講的過程裡頭我很同意他的一些分析，包括我們為什麼要關注工人詩歌，因為他的確給當前詩歌帶來一些新的現象，同時他的詩裡頭也表現了我們可能不太熟悉，或者別忘卻的一部分的生活近況，包括他們的情緒跟經歷，他們的體驗，這個確實是很重要的。

但是秦曉宇在訪談裡頭談的有些觀點我就不太同意。他認為工人詩歌的問題，是中國社會主義經驗，毛澤東思想的一種延續，這一點我覺得是值得討論的問題。我覺得現在的工人詩歌或者打工詩歌，跟毛澤東時期工人詩歌就在性質上是非常不一樣的。所以為什麼目前，包括中國作協等很多官方機構，對於這些詩歌都沒有一個明確的表態，雖然個別評論家他能發表他的意見，但是並沒有採取一種積極支持的態度。因為你想想就許立志的這些剛才我們念過的詩，能夠被大陸的官方的主流的宣傳部門所認定嗎？他把城市描寫成這樣子，這不是對大國崛起是一種損害嗎？從這個性質上是跟過去工人詩歌完全不一樣的。而且過去的工人詩歌是階級代言，但是你看看許立志他的詩，都是以個體的身份出現，甚至說持一種個人主義立場。開始那首很短的《兵馬俑》。兵馬俑就是對個體的價值得不到承認的一種反叛，一種質疑。就是我們這些工人，其實就是一個符號，在流水線裡頭的符號，沒有自己生命價值跟個體的狀況的符號，就像西安的兵馬俑一樣，排成一排。據說兵馬俑每個人的狀態都是不一樣的，但是你到西安一看的話，你看不出什麼不一樣，都是一樣的。

所以說，如果現在的工人詩歌把它連接到毛澤東時代的工人詩歌，這個問題是太簡單化了。以秦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太簡單化了。更搞笑的是秦曉宇說，七十年代末的詩歌革新，是由工人詩人來支撐的。一開始我就很奇怪，為什麼中國大陸朦朧詩時期或者革新時期，是工人詩人來引起的革新運動。後來我才知道，因為當時北島啦，于堅啦，顧城啦，舒婷啦，都曾經在工廠當過工人。這個就很奇怪了，能夠把他們當成工人來對代嗎？我覺得好像，有正常常識的人都不可能這樣想。雖然的確，舒婷是當過燈泡廠的工人，而且她寫過一首詩叫《流水線》，也的確反映了當時工人的一些生活狀況。但是誰會把顧城、北島、芒克這些人跟工人聯繫在一起，包括他們的身份，包括他們的是個題材，都很難有銜接。這個就引出來關於詩人的身份的問題、詩人身份這個概念怎麼判斷的問題。而且秦曉宇說，北島也講過一些話，說本來這個詩歌革新是應該由老一輩詩人來承擔，但是呢老一輩的詩人當時好像沒有辦法承擔這個革新的任務，所以就由他們這些沒有知識跟文化的工人來承擔。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怎麼說呢，經過時間間隔以後的敘述，一種符合當前這種形式的敘述。北島、多多、顧城這些人在當年寫詩的時候，的確可能知識跟文化沒有他們現在這麼完備，但是能說他們當時沒有知識跟文化嗎？他們都是一些名校出身的，像北島就是北京四中出身，都是一些很著名的中學，然後畢業以後又有閱讀大量的書籍，只是沒有非常正規的學歷而已。現在好像把沒文化作為一個很好的頭銜，然後就把他們這樣歸類，好像不能夠這樣做。所以這個是也要質疑的一個問題。

然後就是余秀華的問題。因為余秀華在台灣也是很熱門的，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就不多做介紹了。余秀華其實寫詩的時間很早，1998年就開始寫詩了，2007年第一次發表作品。07年到現在也基本上快八年時間了，那麼為什麼她現在才出名。而且她的詩也投稿投了好多次，很多都被退回。那麼她為什麼會突然火起來呢，我覺得有兩個機遇會比較重要。一個是《詩刊》曾經給她做過一個專輯，這個專輯裡頭，把腦癱這個詞正式用起來，把她身體的殘疾突出出來；另外就是在微信上，流傳了她的這首詩，《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

但是余秀華還有一些比較更好的詩，她也有一些詩表現她的日常生活，包括她在農村裡頭的內容。這些詩有比較偏淺也比較樸實的風格，包括這首《我愛你》，這個其實還是跟她個人的經歷有關的，跟她的丈夫跟她的家庭經歷有關。這個詩對我比較觸動的是“告訴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膽的/春天”。因為我們都知道這個稗子在農田裡頭的地位，最後被消滅被挖去或者被拔掉的一種處境。

余秀華這個是人呢，大家都知道因為她出生的時候是倒產，然後缺血、缺氧，所以引起腦部的損害。她目前的狀況是走路不穩，說話也不清楚，但是思考想問題還是很清楚的。因為她現在在家裡頭主要靠父母養活，她當然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務。她曾經也到溫州一帶去想打工養活自己，但是不能實現，一個月以後又回到家鄉。這個詩人我就不多介紹大家都比較熟悉。但是這個詩人有時候也變成一個話題。詩人出名之後簡直就是媒體就包圍她，我在一些材料有寫到，媒體都蜂擁至到她故鄉橫店這個村子。她所在這個鐘祥市的市委宣傳部，轉門派一個人駐扎在橫店這個村，來接待各地蜂擁而來的媒體。有一天是有七八家的媒體，開飯的時候因為當地也沒有飯店，然後都由都是余家來招待。米也空了，余秀華的父親只好去借米來做飯，招待這些媒體。這個事情的確是個困扰，但是在大陸變成一種娛樂事件，變成一個話題。她不斷地被請去電臺訪問，到大學去演講，到北大也演講過，到人大也演講過，但經過一段時間以後，它慢慢會平息下來，因為終歸到底，詩的問題不是腦癱或者打工的問題，詩的問題就是詩的問題。你不能夠延續，還是因為借助標籤是不可能持久的。但是余秀華的詩的確是表現了草根，所以為什麼大陸出現了草根詩人這個稱號，也有這個原因。它揭示了某些不被關注的事物，另外也讓一些過去不可能出現，但的確寫得不錯的詩人能夠出現。

余秀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