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阿什伯利《别样的传统》 范静哗 译

阿什伯利《别样的传统》出版

2019-03-21


书名:《别样的传统》
[美]约翰·阿什伯利 著

范静哗 译

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3月第1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美国当代诗人约翰·阿什伯利在哈佛大学诺顿讲座的文稿。在本书中,阿什伯利探索了自己极为看重的六位诗人——约翰·克莱尔、托马斯·罗威·贝多斯、雷蒙德·鲁塞尔、约翰·惠尔赖特、劳拉·瑞丁和戴维·舒贝特,讲述了这些诗人不为大众所熟知的生平,发掘出了他们辉煌的时刻,他们最好的诗歌的例子。这些诗人有些默默无闻,远离主流,而阿什伯利将他们视为自己“电池耗尽时诗歌的启动器”,他试图抓住每位诗人的奇异处,以人性化的评论去做一件不可能的事:解释不确定性,阐释他们留下的财富、尊严以及诗歌的真理。他对记忆的长篇大论,令人眼花缭乱的叙述,以及从一个词域到另一个词域的摇摆不定,既令人不安,又令人振奋。与此同时,作为我们时代极为重要也极为难懂的诗人之一,阿什伯利对这个“别样的传统”的反思,展现了他的激情、喜悦和洞察力——这是通往阿什伯利,通往他那曲折、诙谐但晦涩的作品的一条捷径。这部书是一个邀请,邀请我们去理解一个“别样的传统”,一个真正的阿什伯利。

【作者简介】

约翰·阿什伯利(John Ashbery,1927—2017),美国当代继艾略特和史蒂文斯之后又一位极有影响力的诗人,纽约诗派领袖。阿什伯利生于纽约州的大学城罗切斯特,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55年获得耶鲁青年诗人奖,开始崭露头角,随后成为富布赖特学者,在巴黎工作、生活多年。后回纽约一生著有二十多部诗集,几乎获得了美国所有重要的诗歌奖项,以其诗艺成就被美国诗歌协会授予罗伯特·弗罗斯特奖章。1976年,他的诗集《凸面镜中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in a Convex Mirror,1975)同时囊括了美国三大诗歌奖——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以及全国书评家奖,2005年出版的诗集《我将游历何方》(Where Shall I Wander,2005)再次获得国家图书奖。

【书摘欣赏】意识到自己要登上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讲座,我脑子里满是疑惑,我怎么就有幸被选中了呢?对此我可说是一无所知。匿名评审委员会宣布人选时,丝毫没暗示他们对我有什么期待。当然,我确实也有几个解释。首先想到的是,既然我以神秘诗作者为人所知,那么我在讲座时也许应该像俗话说的那样“倒豆子”:就是说,我或许可以一不小心或漏嘴说出什么会打开我诗歌命门的钥匙,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困扰人们已久的问题。学界似乎有一种感觉,认为我的诗歌有能够激发人们兴趣的东西,不过那东西有何最终价值却少有一致意见,至于那东西若有意义,那意义到底是什么,则有很大混乱。

 

遗憾的是,我很不善于“解释”自己的作品。有一次,我与诗友理查·霍华德(Richard Howard)的学生一起,我曾试图利用问与答的时间解释自己的诗,结果他事后对我说:“他们要的是打开你诗歌的钥匙,你却交给他们一套新锁。”那个经历概括了我对给自己诗歌“解锁”的感觉。我做不了解释自己诗歌这样的事,因为我觉得我的诗歌就是解释。但是解释了什么呢?解释了我的想法呗,随便那种想法是什么吧。在我看来,我这想法本身既是诗歌又是解释诗歌的努力,这两者不可割裂。我知道这样说谁都不能接受,也许会被当作诗人的狂妄自大,或者某种形式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碰上一些场合,我尝试讨论我诗歌的意思,我发现自己只是在编造一些听来真确的阐释,而我自己知道那都是些假话。那样做在我看来算是某种狂妄自大。话说回来,作为一个诗人,我自然很在乎要有观众,实在抱歉,我不经意中造成了进一步的混乱。用W.H.奥登(W.H.Auden)的话说,“如果我能告诉你,我自会让你知道”。由于不能对自己的作品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我多少有些沮丧,这种无能似乎也说明我在某种程度上创造能力有限。说到底,如果我能够创作诗歌,为什么我就不能创造意义呢?但我还是保持“多少有些沮丧”得了。如果说我未能更敏悟些,那很可能是因为我内心深处一直盘踞着这样的念头:事情就该如此。对我来说,诗歌的开始与结束都在思想之外。当然,诗歌创作过程中确实有思想的参与,有时候我的作品似乎仅仅是我思考诸过程的记录,与我实际在思考什么并无关系。若此话不虚,那么我也乐意承认我是有心要将这些过程转化为诗意客体,亦即一种立场,近似于威廉姆斯所说的“不要存有观念,除非存之于物”,而我要申明,在我看来,观念也是物。现在我要求助于其他作家,引用他们的话(先不管爱默生的那句“我讨厌引用,告诉我你知道什么就好”)。谈到诗歌中是否存在观念,乔治·摩尔是一位比我右得多(或左得多)的作家,他这样说:“时间不会令诗歌衰萎,习俗也不会令诗歌无味,假若诗歌未被思想投下苍白的病容”。他这话写在他所编的一本薄薄的“纯”诗选的前言中,他所谓的“纯”,便是指一种没有观念的诗。由他再进一步,则可预见威廉姆斯,尽管他可能对威廉姆斯并不那样看重,因为他这样说,“也许现在时机已到,该有人追问到底在物还是观念中才有诗歌,到底是戈蒂耶(Gautier)的《郁金香》(Tulipe)还是华兹华斯(Wordsworth)那些政论式的牧师般训诫口吻的十四行诗更令人愉悦”。戈蒂耶的那首十四行诗,“避免了道德的追问……将《郁金香》拔高到一个比济慈咏秋的十四行诗更高的水平”。摩尔的朋友约翰·弗里曼(John Freeman)抗议道:“如果除了描写外部世界的诗,你容忍不了任何别的诗歌,你的阅读范围大概也就仅限于莎士比亚的歌谣了。”摩尔的那本诗选确实包括几首莎士比亚的歌谣,还包括约翰·克莱尔的两首诗,他正是我在第一章就要讨论的诗人(摩尔的诗选几乎也把济慈排除在外,摩尔对他的说辞是,“我觉得他动不动就显得像一只小猫咪躺在暖洋洋的草坪上”)。

 

至于我为何受邀作这系列讲座,我还想到了第二个可能的原因。但是我还是先提一下约翰·巴斯(John Barth)说的话:“你别把作家说的任何话太当真,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为何要做所做的事。他们就像优秀的网球手或画家,往往是一开腔就是一大通胡扯,狂妄自大,令人尴尬,要不就完全扯淡。”我想既然我是作为一个诗人而不是学者为人所知,也正因为我不被人视为学者,所以人们会想也许我从匠人的角度谈谈诗歌倒会有些趣味。我写诗,它是怎么发生的?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尤其是,写诗时我注意到了诗是什么,我诗作的背后是什么?也许有人想知道这些。结果是,我也觉得这才更有可能满足人们的期待。因此,我将会谈谈一些诗人,他们可能给了我一些影响(不过,影响这个问题似乎令诗人很是不安,就好像拿着望远镜倒着看,对批评家来说就不一样了,他们本来就是要这样利用望远镜的;我现在还不想立即进入这个话题,不过这个话题还是会插进来的)。我列出来要谈的诗人都是些公认的次要诗人。选择这些诗人的理由有三:首先,对于那些我自认影响过我的诗歌大家,批评文章汗牛充栋,我很怀疑我还能添加多少有价值的东西,例如,W.H.奥登,从时间上来说是最早影响我的人,因此这影响也是最重要的,其他人物还有华莱士·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玛丽安·摩尔、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伊丽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以及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多多少少还有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必须指出的是,还有一些二十世纪的重要诗人不在这个名单中,但一个人是无法选择谁来影响自己的,而是被影响所选中,当然这会导致一个人列出来的单子看起来是反的,这有点令人尴尬。影响过我的这些次要诗人,我能列得很长。我会想,大多数诗人都对经典应该是哪些有自己的看法,而且与一般的文学作品选编者的看法很少相似。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把这个讲座系列称为“另一种传统”,但随后我就后悔了,觉得更确切一点的提法应该是“别样的传统”(虽说每个诗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传统,也许更正确的说法还是把它们统称为“另一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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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果林  来源: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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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magazine (will include more languages), published in Los Angeles USA, printed in Beijing China. ISSN 2159-2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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