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轨上跑过火车和诗歌”
——加泰罗尼亚当代女诗人杰玛•戈尔加诗评
汪天艾
铁轨上跑过火车和诗歌。
白天跑，晚上跑。光透过
小窗呼吸——每隔三
秒，三秒钟。速度
蜷进你的耳朵像人鱼
长长的尾鳍。吞下
词语好再听一遍。
站台上有人挥手，
有人，谁。货车塞满到上缘，
客运车，拖牛车的，
装满担架的火车，还有运送被逐者的。
毫无预警，隧道闭上
它的眼。阴影摇晃着前行，沉重得
像装满根的行李箱。
而这首荒唐的诗脱轨了，
我想它说的是距离。
——杰玛•戈尔加《长途旅行》
加泰罗尼亚是如今西班牙东北部沿海的一个自治大区，以巴塞罗那为首府。而除此之外，西班牙的巴伦西亚自治区、马洛卡岛以及安道尔和法国部分地区也属于旧时的加泰罗尼亚王国，拥有共同的民族语言：加泰兰语。历史上，加泰罗尼亚地区因其地理位置处于卡斯蒂利亚王国（现在西班牙大部分地区）与法国之间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加泰兰语的使用也在占领者的更迭中多次被禁，尤其是20世纪中叶佛朗哥将军独裁统治时期。1936年西班牙驻守摩洛哥的将军佛朗哥举兵叛变，与当时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展开了耗时三年的内战，巴塞罗那成为共和国方面最后的堡垒，被迫害的知识分子大多先逃至巴塞罗那再寻找机会借道法国流亡欧洲大陆或拉美。三年内战中，加泰罗尼亚地区有1808座建筑被毁，50万人死亡。内战最终以叛军一方的胜利告终，佛朗哥开始了在西班牙长达39年的独裁统治，第一年就下令枪决了加泰罗尼亚自治委员会主席康帕尼斯，加泰罗尼亚地区被剥夺了拥有自治政府机构的权利，公开使用和教授加泰兰语被禁止，加泰兰语文学更是不可能出版。在残酷的禁令与杀戮中，成千上万的加泰罗尼亚人越过边境，逃往法国、安道尔甚至更远的地方。针对加泰兰语的禁令一直持续到1975年佛朗哥病逝，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建立君主立宪制。三年后西班牙颁布了第一部民主宪法，规定除卡斯蒂利亚语（即普遍意义上的西班牙语）外，巴斯克语、加泰兰语和加利西亚语也拥有官方语言的地位。自此，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曾经拥有的包括语言在内的权利被悉数恢复，加泰兰语和卡斯蒂利亚语成为该地区的双官方语言。
如今在欧洲有超过一千万人口以加泰兰语为母语，是欧洲使用人口排名第12位的语言，而加泰兰语文学的历史足以追溯至千年前，早在公元十二世纪就出现文字记载的作品。今天，每年有超过一万部以加泰兰语创作的作品出版，2007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加泰罗尼亚地区受邀作为主宾参展。虽然总使用人数世界第三的卡斯蒂利亚语拥有更大的读者群，能够熟练使用该语言的当代加泰罗尼亚作家依然坚持选择用他们的母语加泰兰语作为创作语言，尤其是对语言微妙最为敏感的诗歌体裁。相比在其他艺术领域享有国际蜚声的加泰罗尼亚人（达利、高迪、米罗），加泰兰语诗歌某种意义上仍是被外国读者忽略或遗忘的一部分伊比利亚半岛文化，然而正是诗人们对民族语言的坚守与探索让曾经命运多舛的加泰兰语依旧葆有生机并不断汲取新的养分。这其中，就有巴塞罗那女诗人杰玛•戈尔加独特的声音。
杰玛•戈尔加（Gemma Gorga i López）1968年生于巴塞罗那，文学博士，任教于巴塞罗那大学文学系，研究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学，同时也从事英语-加泰兰语诗歌翻译工作，目前正潜心于一本当代印度诗选的翻译。她在1997年至2012年间出版了五本诗集，被公认为当代加泰兰语诗坛极具代表性的年轻声音之一。她的作品被西班牙和英国出版的多本当代诗选收录，包括《当代选集：加泰罗尼亚地区诗人选》（1999），《身体的力量：西班牙当代女性诗歌选》（2009），《加利西亚语、巴斯克语、加泰兰语女性诗选英译》（2012）等。在英国“欧洲新声音”诗选丛书2013年出版的第九辑《加泰兰语当代六诗人选》中，杰玛•戈尔加是唯一入选的女诗人。
戈尔加的诗歌中格外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亲密而私人的语调，这些作品大多用第一人称写成，多是自己对自己的私语或是两个人之间的谈话。诗人将私人经历和童年记忆融入创作之中，将对自己有特殊意义的私人体验转化为对读者也有意义的诗歌体验，从而讲述真实世界里的个体在情感与感知上的困惑与渴望。如《占星术》一诗中大半篇幅都是“我”在喃喃自语地罗列：
罗勒在裂开的陶锅里死去。
雨的敲击里，窗户明净的脸变盲。
八月，燕子已经在路上。
电话沙哑的声音慢慢沉默。
连书本都不同意让我得到
语言温暖的安慰。
夜晚弄脏我晾出去的床单
邻居偷看我的信件。
快乐毫无预警地溜走——
甚至没在镜子上贴张便条——
盘子在我端上晚餐时磕破。
我爱的男人不再睡我的床
不再吃我为他摘来的苹果。
我想不出哪部老电影
能任我自由哭泣。
这些对生活细节不厌其烦的记录成为预兆，指向全诗最后的一行的结论“该走的时候到了”。在一次采访中，戈尔加曾表示她希望自己的诗歌是“情感与惊奇的混合体”，这种私人性的创作风格恰是情感的重要来源，惊奇则来自平常记述中的神来之笔。诗人笔下的童年记忆时常与童话或游乐场相关，却从中提炼出一种单纯与残酷的混合物。《柏林上空》一诗中，当生命移动错误的拼图，戈尔加描绘出极具童话色彩的场景“于是/大衣底下出现一只鹰，蜜蜂的/嘴唇上出现一个单词，一只悲伤的天使/坐在洗衣篮里。”以此表达的却是“最好的相遇其实是/失去或困惑，是发生在/被遗忘城市上空三千英尺的/偶然”。《小故事》中同样童话般的开篇“蜜蜂飞近我的嘴唇口授给我/一首诗的开头，在橘子树/甜蜜的音节里偶然发现”，更有白雪公主中标志性的元素“毒苹果”和“镜子”串场，却因为“没人教过我/怎样接受一个奇迹”，蜜蜂消失，音节找不到合适的顺序表达“幸福结局”。而《游乐场》中，“我”去游乐场与悲伤会面，“摩天轮升起，缓慢/安静像巨大的宇宙时钟”，我在摩天轮里看着城市仿佛潜在水中，闪着金色的轮廓，“数千张哑口开开合合/游过生命的冰流。”，自问“我随这轮子转了多久？/如此接近世界，又如此遥远。”，不禁令人联想起中世纪命运之轮的隐喻，或西班牙黄金世纪的名作《塞莱斯蒂娜》中主人公的感叹：世界如水车转轮，时满时空，一切都不会长久。
如果说诗歌的语言运用有横纵之别，那么戈尔加选择的是一条纵向挖掘词语可能性的道路，她认为“词语是巨大冰山/封在冰面之下的远比/露出的多”，而她的任务就是向下寻找冰面下的冰山，剥开词语最常见的外衣，去“弄清词典令人厌倦的解释背后的东西。”这种诗歌观在《磷》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继续坚持，无论如何，坚持
燃烧词语细长的火柴棍，从盒子里
小心拿出，一根接一根，
不停地拿。熄灭它们和点燃
一样容易：你只要数到
三，然后醒来。那盛大的光亮
只剩下一把细小、焦黑的尸体
在纸页的空白上
蔓延，奇怪的一小撮磷躺在灵魂
起源的地方，语言诞生的正中心。
在戈尔加看来，语言诞生于灵魂起源的正中心，一切词语的内核都包裹着一小撮可以发出盛大光亮的磷。诗歌的创作过程是不断从盒子里取出词语的火柴棍并将其点燃，让每个平凡无奇的词语都迸发出深藏其中的光彩，在空白纸页上留下印迹。通过将更多日常词语与经验纳入诗中，语言的可能性被无限放大。例如《落地》一诗描写飞机靠近城市直到下降落地的全过程。开篇从高空看世界像“玩具小模型”一般适宜居住，因为“伤疤/只在靠近时才看得见，/当你用鲁莽提问的显微镜片/对焦，会看见每一样/你从未相信存在的东西。”诗人行使“观察者的特权”，记录 “石板瓦屋顶”“花床”“烟”“工匠”和“钟表匠长长的钳子”，所有碎片装进“浩瀚的玻璃瓶”。而当飞机开始下降，“穿过/安全膜/在血液的推搡匆忙里落地，/在你自己，我自己，/我们所有人中间，靠近得/足够伤害彼此，我们像微小的细菌/拥挤焦虑，寻找亮起绿灯的/标志指给我们/通往虚无的最近出口。” 血液、细菌、亮起绿灯的最近出口标志都是生活中常用的词语、常见的场景，然而当血液推搡，旅客像细菌一样互相靠近伤害，出口标志通往虚无，这些日常词语和经验显得不再庸常，词与物分离，诗歌也由此脱离了现实的秩序。又如《安眠》一诗：
我看着她，那么小，在我的指间，
又白又圆像我在学校
画过的月亮，那时我不知道痛苦
是球形，总要走回来重新开始。
现在是舌头看着她，在嘴里
潮湿的黑暗中盘问她，终于放她
走，穿过唾液组成的森林
带她去恐惧之地。但是
她认识路，哪怕一生中
从未去过那里，她，那么小，圆而尖刻，
她知道血管里哪条路
作痛，知道怎样慢慢送心脏入眠，
知道怎样在毛细血管里洒下尘埃，知道怎样拆散
纤维。她从哪学来
安乐病人的技艺？她，那么小，
又圆又慢像我在学校
画过的月亮，那时我不知道安眠
是球形，总要走回来重新开始。
吞咽安眠药片的过程无限拉长，白色圆片经过舌头的盘问，唾液的森林，找到血管里疼痛的路，送心脏安睡，在毛细血管里慢慢发挥作用，痛苦与安眠球形地往复回环。舌头、唾液、血管、心脏、毛细血管、纤维等生理名词贯穿全诗，却脱离了这些固定词语原本的特定语境，成为极具创造力的碎片，重新组合承载诗人的表达意图。诗人用平静的语调穿梭于字面义与比喻义之间，回忆与评论交织，具象细节与抽象概念不断相互转换，浮于事物表面的信息被层层剥下，娓娓道来中忽见惊鸿。
又如《石头》一诗由平凡的照片回忆起笔，父亲教六岁的“我”在捡石头前“必须用脚/滚动它或者用树枝吓走/躲在底下像荆棘的蝎子”，诗人淡淡评论“我从没担心过。因为做一个六岁孩子/很简单，和死亡一样简单。这两件事/唯一的秘密就是空气：/呼吸或者不呼吸，仿佛灵魂/装满缩小的齿龈开开/合合。”死亡出现得突然，却也被自然而然一笔带过，仿佛的确如她所言那样简单。死亡的秘密随即被搁下，话题回到蝎子——“我”在一本自然历史书里见到第一只蝎子被“时间的钳子”固定抓牢——并忠实摘抄了书中对蝎子的生物学定义：“蛛形纲动物，身体分为腹部/和头胸部。”回忆一路绵延而下，直至最后八行：
此刻，当电话持续响铃——
刺耳的清晨尖叫——当我坐起身，
打开灯，把手伸向它白色
塑料的身体，像太阳下的石头闪光，
当我拿起它，说“喂？”一个声音告诉我你死了，
我能想到的只有那些蝎子，还有你想
告诉我什么，当你反复说“把石头
滚走，拜托了，把石头滚走。”
平缓的语调突变，响铃、刺耳、尖叫相继出现，在极短的间隔里连续堆积，诗歌的节奏急促，情绪也随之尖锐起来。“我”在电话里听到父亲死去的消息，灯光下白色塑料的电话听筒让她联想起太阳下的石头。死亡的讯息里不散的是蝎子的阴影，父亲反复请求把石头滚走。突如其来的结局令人不禁重新思考“石头”这一意象的所指，它是蝎子的藏身处、庇护所？还是不堪的重量、死亡的前兆？而“蝎子”又是否注定成为自然历史书中不带感情的一行定义？戈尔加的回答是：“有时候，书也不能解释/全部的事实，仿佛他们不知道/或是在送往印刷机的路上忘记了。”——对她而言，印刷同样可能成为语言的束缚，不如让写作变成一场长途旅行，荒唐的诗可能脱轨，但由此而得的距离与体验给予诗人观察世界的特权，方有纵深与完整。
加泰罗尼亚20世纪最富盛名的文论家乔安•福斯特曾在《当代加泰罗尼亚文学》一书中说，“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历史充满斗争与谋求生存，为了这种物质上的生存，在加泰罗尼亚语文学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发出充满明显信心的声音，那是对这种语言的继续存在和以这种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继续存在的信心。” 坚守语言本身，坚守诗歌本身，也就是坚守这个民族的历史与生存。千百年过去，加泰兰语依旧在诗歌中流淌，并不断涌现出新的诗人挖掘这门古老语言新的表达力与可能性，铁轨上依旧跑着火车和诗歌。
——
注：文中诗歌系本文作者所译，底本取自Arc Publications于2013年出版的加泰兰语-英语双语对照诗集Six Catalan Poets中相关选诗的加泰语原文，并参考了Anna Crowe在书中提供的英语译文。
作者简介：汪天艾，2012年获得北京大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专业文学学士，2013年获得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比较文学系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西班牙20世纪诗歌，尤其是路易斯•塞尔努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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